系统思维（I）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前一段时间社会上流传一句话，叫做“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其实，稍微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里面隐含有这样一个思想，就是选择决定成败。在很多情况下，选择比努力与否更加重要。在系统经济学研究中，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战略叫做“临界战略”。大概意思就是说，在面临多重选择的分岔点上，选择决定成败，我们把这种分岔点或者临界点上的选择称作临界战略。人生的道路固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几步就是我们讲的经济学上讲的临界选择。 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游戏：如何用6根火柴棍摆出4个三角形？稍微摆一摆，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在平面上其实是没有解的，但在3维空间中就可以很容易的摆出来。这个游戏背后隐含这样一种思想：有些问题在低层空间中是没有解的，在高层空间中就可以有解、甚至可以有最优解。在系统经济学研究中，我们把这种思想一般化，将其提炼为层级战略，其核心思想就是把低层次系统的问题放到高层系统中去运筹、去观察、去求解。记得一个故事，周恩来总理如何睿智的故事：有外国记者问周总理：中国有多少个厕所?周总理回答说：“有两个”。周总理这里应用的其实就是层级战略的思想 苏格拉底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在系统经济学研究中，我们把认识主体的概念进行了推广。一个概念、一种观点、一种理论，都可以被认作是一个认识主体。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系统经济学去观察和透视所有的事物和其他理论体系。这时，系统经济学就相当于一个认识主体。如果把一个平面作为认识主体，当一个皮球穿过的时候，它最早被认为是一个点，然后是一个圆，最后又是一个点。王国维先生曾经把文学创作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无我之境”是“以物观物”。“以物观物”就包括了对传统认识主体的广化。“采取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典型的“以物观物”的句子。 中国有句俗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就涉及认识相对性问题。在系统经济学研究中，我们提出了“认识相对性原理”。认识和以下五个因素有关：认识主体、认识客体、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中介和环境。“儿不嫌母丑”的原因，是因为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母子关系。类似的说法还有“情人眼里出西施”、“和尚不亲帽子亲”等。在演唱会上许多歌手邀请听众上台和他们一起演唱，就是在利用改变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做营销。唐朝以胖为美，现在越瘦越好，讲的是“环境”对认识和审美的的影响。 这里的极是极端的极，每一个极都构成衡量事物的一个尺度。比如说，邓丽君是20世纪中华歌坛的一个顶峰人物，她就相当于一个极，一个歌坛的内在尺度，可以用她去衡量和评价其他歌手。再比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是他理想中的生存状态的一个极。各种极更能反应事物的本质。比方说，知道了一个函数的极值基本上就把握了这个函数。很多文学创作都是从频临灭亡的极端故事开始的。世道走到崩溃的边缘总会有女娲补天的故事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讲，系统经济学就是在造一个极、一个经济学的内在尺度。 从形式上讲，中庸之道就是不走极端。从处世哲学的角度来讲，如果你的观点偏左，你就培养一个比你更左的人，如果你的观点偏右，你就培养一个比你更右的人。这样你就变成了容易被人接受的中庸；中庸的人如果做得好，就可以做到左右逢源。实际上，很多科学理论都是研究各种极端情况的。整个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和垄断竞争等这些极端情况。经济学的通常做法是，首先把这些极的情况研究清楚，然后以此作为参证框架，再去研究现实的的经济问题。数学中有一个定理：连续函数在闭区间的两个端点之间必然可以达到极大值或极小值。这个定理也许可以看作中庸之道的数学原型。 主要是想说一说如何超越极端、运筹极端。我们从小就知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里所讲的其实就是，一个极端常常会引发另外的极端。有些人碌碌无为的目的，就是使别人也碌碌无为。所以才会有孟母三迁，所以才会有正能量的说法。由爱生恨是古今中外典型的情感故事。爱和恨是典型的两个极，把握了爱和恨相互转化的规律，就可以超越爱恨，获得情感的自由，就不会出现无法释怀的各种纠结。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冷战就是一个极端和另一个极端之间的相互诱导，而且不断升级，最终拖垮了前苏联。只有超越极端，才可能运筹极端，这里又包含了层级战略的思想。 经常听音乐的人可能都知道，当听了几个音节之后，马上就能辨识出是莫扎特的曲子还是贝多芬的曲子，能够辨认出音乐家工作的“最少音节”实际上就对应于“特征尺度”。在系统经济学研究中，我们把能够体现经济系统本质变化的最小时间跨度称作特征时间尺度，并将对应的空间范围称为特征空间尺度。我们经常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里路有多“遥”才能知“马力”，日有多“久”才能“见人心”，都是由特征尺度决定的。一般来讲，系统的层次越高，特征尺度越大；事业越大，其特征尺度也越大。因此，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就必须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毛泽东从井冈山走到天安门，用了15年的时间。 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边际主义革命的诞生具有里程碑意义。推动经济学边际主义革命的是三个当时的年轻人，他们是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他们当时几乎同时各自独立的提出了边际主义革命的思想。在科学发展史上，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当数牛顿和莱布尼兹关于微积分发明权的争议的问题。我们认为，他们可能都各自独立发明的，这可以说明科学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性。我们知道，产业革命都是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产生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产业革命也有自身的规律性。所以，产业革命在面对科学技术的时候，一方面要跟上科技进步的步伐和节拍，一方面不能拔苗助长。 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整个世界的连通性空前增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系统时代。我们将与之对应的文明称为系统文明。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看，农业文明的决定因素是土地，工业文明的决定因素是能源，而系统文明的决定因素是信息和关系。土地和能源的使用，具有开发性，而信息可以共享。关系的一个典型表现形式就是“粉丝”，因此我们说“系统时代，整合为王”。使用权比所有权重要重要，体验比拥有重要，实际上就是分享理念。基业长青成功的秘诀不在于英雄人物的出现，而是在于系统是否完整、结构是否合理、制度是否科学。事物的通过相互依赖获得自己存在的性质，他们本身一无所有。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看，互联网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更加深刻和全面。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对人类的独立思考提出了挑战。移动互联网几乎把人们所有的碎片时间都吸引到了刷屏和浏览各种信息片段。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是消除了人们之间的消息鸿沟，人们对信息的获得越来越扁平化，；二是占据了人们独立思考的时间。独立思考变得越来越稀缺。但是，只有独立思考才能增长智慧，智慧才是永恒的竞争力。马克思说，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之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所以，我把我们的公众微信【系统思维】定位为：激励思维，分享智慧。 简单的讲，一个人的资源位就是他所能实际利用、占据和适应的资源的多少。“龙生龙，凤生凤”，讲的是家庭对个人资源位的影响。一般来讲，个人资源位不仅与个人因素有关，还与他所在的家庭、行业、地区、国家等因素密切相关。“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实质，就是通过临界战略改变家庭，来提高个人资源位。一个人资源位的高低，决定着你所能成就事业的大小。?“个人从组织中走出”，进行独立思考是所谓现代性的标志。系统时代为通过个人努力提高个人资源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只有真正提高了个人资源位，才能实现终极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现在马上又到了毕业季，有些人会选择找工作，有些人会选择创业。创业就是自己去创建一个企业，就是要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企业家就是根据某一个目标或想法去组织各种资源创建一个商业系统的人。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约束条件就是，企业每个部门的行为相对于整体目标而言要具有整体性。整体最优，并不能保证每个局部都最优。这正如一个人踮着脚尖看戏可以看得更清楚，如果每个人都踮着脚尖看戏就未必看得更清楚。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为年轻人创业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平台。 第21次APEC峰会今天在北京胜利闭幕。根据系统经济学观点，APEC达成的协议和共识涉及三个层次的系统：全球系统、APEC和成员国。因此，所有的APEC规则都必须服从系统经济学关于不同层次系统之间关系的基本规律。APEC的所有活动都是在全球经济系统的背景下展开的，必须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的约束和影响；APEC与成员国的关系应当服从系统与其元素之间关系的基本规律。这些就构成了APEC规则的内在尺度，也就是决定APEC规则的规则。因此，APEC规则表面上可以由成员国各方相互蹉商任意约定，实际上具有身的内在规律性。 关于文化的定义，至少有200种，原因大家没有找到定义文化的适当方法。康德认为，文化最终会沉淀为集体人格。我们认为：文化是一种系统化的精神价值，其最终沉淀为集体人格。这里的关键词是系统化，这样，自然就把文化和文化要素区分开来了。同一种文化要素可以参与到不同的文化当中，作为不同文化的构造性元素。由此，一种文化的要素可以不断变化，而其本身依然存在，正所谓“个体来而复去，而整体依然存在着”。日本没有独立的文化要素，但作为一个整体日本文化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中华传统文化要素非常丰富、庞杂，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对中华文化进行重构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命题。 我们所熟知的“龟兔赛跑”，是慢变量战胜快变量的经典故事。顾名思义，慢变量的变化幅值很小，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始终朝着一个方向持续不断的进行，虽然在短期内不容易看不出明显变化，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效果就会非常明显。正是由于积累效应的存在，使得慢变量成为决定系统最终状态的关键因素。中国古典哲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说的就是慢变量的重要性。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企业和国家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是由慢变量决定的，关键是持之以恒。 基业长青是每一个企业家的梦想。企业能否实现基业长青，取决于企业自身的资源位。企业资源位不仅取决于自身因素，还与企业所在的产业、地区和国家有关。企业问题的最优解往往不在企业内部，而在于如何整合外部资源，包括如何整合整个产业、地区和国家的资源。如果整个产业处于上升阶段，那么这个产业的企业就会如鱼得水。正如当下的一句熟语“站对了风口母猪也会飞”。企业的发展不能过度依赖任何个人资源位，包括企业高管的个人资源位，由此也可避免由于个人变动而引起的企业波动。 重商主义出现于15、16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晚期，是一种以追求金钱为唯一目标的学说。重商主义在英国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得英国领导世界经济潮流200年。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企业较好的整合了国家力量，而不是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个人努力。而这正符合了我们在系统经济学研究中提出的，企业资源为不仅与自身因素有关，还与所在产业、地区和国家等因素有关的思想。由此我们得到的一个启示就是，在国际市场上企业应当学会整合产业、地区和国家的力量，而不是单枪匹马独创江湖。 正确的政策主张应当建立在对经济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法国经济学家魁奈于1758年出版了《经济表》，其目的就是为了寻找自然秩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主张。这种在自然秩序和规律基础上，逻辑的推出政策主张的做法是魁奈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贡献。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遵循的基本上也是这种范式。敬畏规律，顺应规律，利用规律是古典经济学家就具有的智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凡事只能顺应规律，利用规律，不能拔苗助长。 我们正处在一个万国互联互通的系统时代。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壁垒和空间壁垒。“连通”正在发挥无比的威力，有人用“连通红利”来形容互联网创造的价值增值。“连通红利”的本质就是通过连通产生系统化，进而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效应。《圣经旧约》上说，人类的祖先最早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当上帝发现人类所建的通天塔越来越高，将要与自己比肩的时候，于是就变乱了人们的语言，修建通天塔的人们由于不能进行很好的信息交流和沟通，于是通天塔的修建工作只好停止。这也许是第一个显示连通力量的故事。 首先，互联网把整个世界连接成一个大系统，使得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和市场；其次，实现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直接连通。个体彻底的从“组织“中解放出来，利用互联网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自由组合，由此将对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产生重要影响，将来的企业组织形式可能是项目制，项目完成后，重新组合。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系统之中，例如，在单位是员工；在家庭是父母。只有通过关系，才能明确定义个体。等级化向网络化转变。整个经济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将对每个人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传统媒体以广播、电视、报刊为代表；新媒体以互联网为代表。传统媒体都拥有一个总编室性质的“信息中心”，而互联网的最大特点就是“去中心化”，互联网上的每个人都相当于一个信息中心。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是单向的，互联网使得人们可以互动。这种互动可以更好的模拟现实社会，由此各种虚拟空间和虚拟身份的概念开始涌现。一个人除了可以拥有一个现实的国籍外，还可以凭借在虚拟空间中的身份认同，同时拥有另外一个甚至多个虚拟国籍。现实社会中的一个普通公民，可以是虚拟王国中的皇帝。这将来有可能对主权国家产生冲击。 从历史上讲，目标与手段的分离，产生了工具理性的概念，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由此进入现代社会。货币的出现使买与卖产生了分离，由此，展开了波澜壮阔的经济画卷。互联网把时间、空间与在其中发生的事件进行了分离，是人类社会的一次飞跃。“学习宝”是一种中学生课外辅导的APP，一经出现，就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其本质就在于利用互联网使得学生和老师实现了时空上的分离，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向名师请教并互动。互联网导致的这种“分离性”，对人类社会结构和商业模式的改变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从渊源上讲，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朔到轴心文明时期的古希腊。在希腊人的心目中，法律是自然规律的延伸。根据系统经济学研究，法律和制度是从层级过渡中演绎出来的，这与希腊人的思想完全一致。从功能上讲，法律和制度的目的就是维持和保护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但是，在社会经济系统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社会经济秩序和结构的变动与调整，由此，必然要求法律和制度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至于如何改革，还必须回到法律的本质上找答案，决不是纯粹的人为规定。 经济学中有两种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在系统时代的背景下，我们提出系统价值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我们提出把价值与时间相锚定，价值即时间。You?are?your?time，你的时间去哪儿啦，决定着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2、价值效用的大小与其作用的对象密切相关。在中国家庭，以妻子带孩子为主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丈夫的时间配置到其他用途可以产生更大的效用。3、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最优并不能保证每个局部都最优，但是个人最优只有在整体最优的背景下才能实现和得到长期保证。 设想一个极端的场景：一个乞丐和一个总统都急等一个馒头救命，但是只有一个馒头，馒头应该给谁？从个人层次来讲，馒头无论谁都是救活一条生命，所产生的直接效用都是一样的。但是，乞丐的生死只关乎个人，总统的生死则与国家存亡息息相关，由此把馒头给总统所产生的间接效用要远远大于把馒头给乞丐。这个故事至少隐含了以下两点含义：第一，商品和用途的分离性，即同样的商品可以配置于不同的用途；第二，同样的商品配置于不同的用途所产生的效用可能有天壤之别。 20年前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发表了一篇文章“谁来养活中国”。由此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根据系统需求理论，维持经济系统耗散结构所需要输入的负熵流内在地决定了该经济系统的基本需求，由此内在的决定了需要多少粮食才能养活中国。从实际操作上讲，这对应于边际效用为零的输入状态。一个人的“正常饭量”对应于维持人体耗散结构的负熵流，超出这个饭量，只会带来肥胖等负效用，由此，可以起到节欲和抑制需求的作用。全社会边际效用为零所对应的“正常饭量”总和，决定着总的粮食需求。 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从系统科学关于结构与功能之间关系的普遍规律入手，这个关系就是，“子系统只有维持特定的结构，才能在总系统中执行自己特定的功能”。在总系统中执行某种特定的功能，是子系统“有权”提出某些需求的根本理由。这就逻辑的推出了权利与义务的内在统一性。从根本上讲，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整体最优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和得到长期保证。中国民间有句谚语：”大河没水小河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把自己跃马“纸上人生”和“阅尽心酸书外史”所得到的人生感悟总结为三句话：第一，学会用出世的心态入世；第二，学会用审美的心态生活；第三，学会心存感激。今天恰逢感恩节，首先感谢所有的老师、学生、朋友、父母、家人，以及所有在生命中与我有过交集的人。每一个人都是马歇尔所说的“社会人”，都不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纯粹“经济人”。“红尘的故事叫牵挂”，每一份牵挂都是一份浓烈的爱。陪你一起经过“风吹雨打”的人值得珍惜，有时甚至对“对手”也应当心存感激，可能恰恰是因为有对手的存在，才使你更加自律，不犯错误。感恩节快乐！Happy?thanksgiving?! 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是所谓的“三驾马车”：即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市场经济和宗教信仰。市场经济容易勾起人们的无限欲望；宗教信仰告诫人们要节制欲望。二者一阴一阳，正好平衡。根据系统需求理论，任何超出维持人体正常耗散结构的需求都是浪费。正如一个人吃饭一样，超量只会导致肥胖等不良症状，甚至对人体造成损害。因此，系统需求理论完全可以替代美国国家治理中的宗教信仰，从科学上指导人们如何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且，系统需求理论是科学，可以被理解，而不是不容置疑的宗教信仰。 从本质上讲，改革有三种基本思路：第一，是进行帕里托改进，即在不损害任何其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增进一部分人的福利，这对应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情况；第二，分蛋糕，即财富的再分配问题；第三，当然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把蛋糕做大，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根本上增进所有人的利益。古典学派把蛋糕做大的根本办法是分工，新古典学派从需求角度探讨如何把蛋糕做大。根据系统经济学观点，中国的改革目前面临三大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制度改革的系统架构和新时期的系统主义价值观。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被认为是通过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制度红利”。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最早强调制度对经济作用的经济学家是凡勃伦。根据系统经济学研究，制度和规则可以从层级过渡中演绎出来，制度的功能主要是维持现存社会经济秩序。实际上，凡勃伦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制度的这种反传统本质。他认为，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但是，经济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要求制度不断作出新的调整和适应。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构造性元素，由此内在的决定了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和义务。每一个人的生存都需要一定的条件，财产权就是对个人生存条件的一种保障。但是，个人同时还对社会负有义务，恰恰就是这种义务构成了个人权利正当性的根本依据。由于个人获得和使用财产权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政府就是这些其他人的最好代表，因此，财产权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直接没收大地主大资本家的财产；和以前在中国农村把邻居找来通过按手印相互认可宅基地的做法是财产权认可的两种极端形式 所谓宏观评判就是对事物的宏观把握，凡事首先要从宏观上判断可行性，然后再深入到细节。否则，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阿里巴巴的成功就在于?马云当初宏观判断正确。首先要做对的事情，其次才是把事情做好。关于宏观评判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如果有人宣称?“可以踩单车上月球”，我们根本不需要研究他踩单车的技术细节，就能给出否定的判断，因为利用单车作为工具?是不可能登上月球的。有句歌词唱到：“明知道爱失去，一切都不对”，“爱失去”是宏观判断，在这个前提下所有的细节都不对，都没人Care。 福利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福利就是人们得到的满足，不仅包括对财物的占有，还包括知识、情感和欲望的满足。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提出了影响社会经济福利的两大决定因素：第一，是国民收入的大小，这决定了总的福利蛋糕有多大；第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同一块蛋糕，对于穷人和富人，其效用大不相同。由此，提出了收入向穷人倾斜的政策主张。但是，西方的现代实践表明，如果再分配超过了限度，就会损害人们投资和劳动的积极性，最终无法保证社会福利的提高。因此，这里有个度的问题和相机选择问题。 2012年郎咸平写了一本书：《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其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第一次用“循环”代替“危机”的说法，他认为商业循环从繁荣到危机到破产的周期性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系统经济学研究，经济系统从一个稳定的耗散结构向高一级耗散结构演变，中间必须经历一个失去稳定的过渡阶段，这种过渡往往表现为经济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危机属于“黎明前的黑暗”、“分娩前的阵痛”。正如邓小平所说，过几年来一次调整，过几年上一个台阶。 近日股票大涨，许多股民都赚了钱，但是，股票大涨至少还有如下两个积极意义：第一，给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开通了道路，提供了机遇和操作空间。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对增加货币发行的深远影响远远没有认识清楚。第二，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正如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所说，信心比黄金都重要。大家知道，要想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显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未来的创造者。股票大涨，快速提振股民对未来的预期，甚至影响股民，甚至所有人今天的经济行为，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刘德华的《忘情水》中有一句歌词：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理解我伤悲。其隐含的意思就是，如果两个人的知识结构不同，就无法进行精确交流。这种由于知识结构不同而导致的无法进行精确交流，被称为信息粗交流。按照这种思想，代沟的本质不是年龄，而是知识结构。由于知识结构不同而导致的信息粗交流现象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是许多误会和矛盾产生的根源。中国老话讲：“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就属于这种情况。解决信息粗交流的根本办法是通过沟通和学习改变知识结构。 在历史研究中，有一种现象，叫做历史“常写常新”：每到一个新的时代，历史学家就会根据新的观念重写历史。这就产生了“真实的历史”和“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的分离问题。根据信息粗交流定律，今天的人类能否知道历史，主要取决于今天人类的观念知识和过去人类的观念知识的重叠情况：如果没有重叠，则历史完全不可知；如果完全重叠，则历史完全可知；现实中更可能的情况是部分重叠，因此，历史部分可知。随着今天人类知识的变化，重叠情况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就出现了历史“常写常新”的情况。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共同的哲学基础就是，必须先有人性的充分自由，然后才有经济的最大化发展。凯恩斯则认为?对人性必须加以管理。根据系统经济学观点，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个“构造性元素”，同时获得了生存的权利和义务。生存权利的一个直接实现方式?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但是?这并不能保证相应义务的自动实现。短期内的个人最优，并不能保证长期内也最优。这就需要超越个人层次，站在更高的层级看问题。更何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知识上的局限性，所“认为的”对自己“最优”，实际上可能并不“真正最优”。社会知识大于任何个人知识。 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以公共利益为念，小人自私自利。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产生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正外部性，则就具有了崇高的品格。产生的正外部性越大越崇高。如果所产生的外部性大到可以惠及全人类，则由崇高变为伟大。按照这种思路，即使一个人富可敌国，如果他把财富只用于自己享用，就谈不上崇高。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通过观控在所有权意义上不属于自己的社会资源为人民谋福利，即履行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也因此使自己获得了崇高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源位比产权更加重要。 美国学者莫里斯2010年出版了一本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该书预言，西方在二十一世纪将被中国赶超，其核心是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根据系统经济学观点，从治理结构上讲，在社会的系统化水平很低的时候，采用集权的治理模式人为系统化?是中华文明自隋唐时期开始领先世界的根本原因。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由于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的优势至今主宰整个世界。要建立现代国家治理结构首先必须考虑系统时代的大背景，我们将与之相对应的国家治理结构称之为系统治理结构，核心是权利的集中与分散的平衡。 美国电影的三大主题，第一是正义必胜；第二是亲情万岁；第三是美国必胜。其中正义必胜和亲情万岁对全人类具有普适意义，这是美国大片在全球成功的基础。从编剧的角度讲，由于美国历史较短，只能以面向未来的科幻剧为主。这对于激发受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创新积极性具有非常正面的促进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部分说明了美国为什么能够以创新领导世界潮流。中国虽然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对特殊性故事的叙述，必须触及人类的某些共同属性才能获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这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编剧必须思考的问题。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本末倒置的评价标准。现在很多大学都把老师争取到的科研经费作为衡量其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评价方法。科研经费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手段而不是科研本身，更不等于学术水平。达尔文发明进化论没有向外界申请一分钱，难道能说他没学问吗？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改变这种本末倒置的评价方法，让学术评价回归学术。同时，一个人不能既是学术资源的管理者又是竞争分享者，避免出现能够拿到钱的人没时间干活，有时间干活的人拿不到钱。避免误导老师把手段当目标去奋斗。 从个人偏好来讲，我比较赞赏德国经济学家欧肯所创立的以经济自由+秩序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其实质就相当于在自由放任和完全垄断之间的中庸之道，但是缺乏精确性和可操作性。根据系统经济学研究。系统经济制度的基本架构就是，不同层次的经济系统构成一个复杂的层级结构，个人和不同层次的经济主体镶嵌于这个复杂的层级结构。该层级结构决定了自由竞争的基本骨架，骨架的空白处就是广泛的自由竞争空间。自由竞争的“主体”不仅是个人，还包括各种经济法人，如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等。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文字的发明使得人类社会可以形成普遍的价值观念，使人类文明的传承成为可能。当有人赞赏牛顿所取得的巨大科学成就时，牛顿说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阅读是通向巨人肩膀的阶梯。市场竞争使人浮躁轻狂，阅读使人宁静。阅读使人思接千载，与古今中外智士贤者进行心灵沟通。阅读书籍的层次决定着人的层次，思考问题的层次反映着人的层次。普通百姓关心的是油盐酱醋；政治家关心的是国家命运。虽然“开卷有益”，但人生命有限。因此，如何选书便成为阅读的首要问题。 互联网技术的本质就是实现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直接沟通，大大提升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自组织能力。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个体可以自发形成凭借自己意愿可以改变的组织。因此，互联网技术将对企业的形式产生重要影响，将来的经济运行形式可能是项目制。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其本质是独立个体之间的自组织。借助互联网技术，个人与个人之间可以通过自组织行为非常方便的形成不同层次的契约性社会组织。互联网技术同时还催生了虚拟空间和虚拟性组织。这将对人类社会契约性组织的多样性产生深远影响。 今天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出炉，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比上次增长52.9%。利用数学语言表达经济问题是很早以前就有的想法。1969年首届经济学诺贝尔奖就授给了计量经济学的创始人弗里希和丁伯根。信息是决策的基础。经济普查相当于观察国民经济的一个窗口，现在的经济普查所显示的主要是法人单位的情况。这种数据信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根据系统经济学观点，经济系统包括硬部和软部两个方面。目前的经济普查所反映的主要是硬部的情况，这就为进一步改进经济普查的方法指明了方向。 现代西方社会是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的契约社会。工具理性的本质是手段与目标的分离。现代西方社会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以及中国现阶段所出现的贪污腐败和道德缺失现象只有在价值论层面上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本解。价值论的核心是个人权利。根据系统经济学观点，个人是社会的构造性因素，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同时，个人应当发挥其作为构造性元素的功能，即应当承担的义务。恰恰是这种应当发挥的功能和应当承担的义务构成了个人自由的根本依据，也是所有人权的根本来源。 法律和个人权利是整合现代契约社会的基础。“天赋人权”是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基石。根据系统主义价值论，根本不需要这个假设。个人是社会的构造性元素，由此内在地决定了个人自由与应尽义务是一个统一体。如何保证个人自由不与其应尽义务相矛盾，必须制订统一的规则对个人自由实施某种限制，这些规则就是法律，其正当性来自“个人自由与应尽义务是一个统一体”的系统主义价值论，。随着真实世界的不断扩张，个人自由集合的清单也在不断增大，其前提就是社会对其不断提供新的支持，以保证个人自由的实现。 法律和行政是国家治理结构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系统经济学研究，法律可以划分为自组织法律和层级法律。自组织法律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自组织而形成，如，民间的一些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层级法律对应于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的他组织。顶层设计就属于层级法律的范畴。任何法律，不论是层级法律还是自组织法律都存在法律边界，即法律的“空白地带”。也就是说，法律永远是一个开放系统。在法律边界上，对个人自由的约束应当回归到“个人自由与应尽义务是一个统一体”这一系统主义价值观。 联合国很多年以前在一份报告中写到，经济活动只要延伸到足够远就一定会碰到文化。我们认为，任何社会活动只要延伸到足够远就一定会碰到艺术。这使我想起了美国的一位老将军曾经说过，他们这一代人为了民族独立不得不打仗；希望儿子辈能够不再打仗，全心进行经济建设；希望孙子辈能够专心从事艺术创作。人类发展的历史好像为这位老将军的愿望提供了支撑。亚里士多德把希腊人称为政治动物；十九世纪的人是民族主义动物；二十世纪下半叶到现在，人类是经济动物。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艺术追求可能是未来人类的根本价值取向。 从历史上讲，环境污染问题提上人们的议事日程最早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英国大约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治理环境。我国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根据系统经济学研究，人类和大自然本质上属于一个大系统，人类福祉只有在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的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中才能实现和得到保证。环境治理的根本途径在于，首先要充分认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第二，经济发展要符合系统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公理。第三，根据人口容量的科学标准，适度控制超大型城市人口的规模。 我国1979年设立“经济特区”，又于2013年设立上海自贸区。其本质上都是相当于一种社会化的受控实验。社会是一个复杂大系统，社会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过程，一些新的政策如果在全社会直接推行，万一效果不理想，则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社会后果。自贸区的本质就是首先在一个相对充分可观控的范围内进行试验。通过这种充分可观控的社会实验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政策，是其根本目的。自贸区的最大特点是充分可观控，一旦出现错误，马上可以矫正，而且不会产生太大的社会后果。 新婚姻法出台之后，在一些人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讨论的焦点是婚前财产和婚后财产的认定问题。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这就暗含了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这是婚姻正当性的基础。个人自由包括个人意愿、个人意志和个人私有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婚姻法关于财产的认定恰恰体现了对个人自由的尊重。由此，可以纯化婚姻的目的、纯化感情，使婚姻不含杂质，有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婚姻年检的内在尺度就是婚姻的存续是否产生负的外部性，或者是否对其中一方或者第三者产生了实质性伤害。 圣诞节本来是基督教徒的节日，是天主教文明国家一年之中最盛大的节日，类似于我国的春节。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东西方文化交叉融合正在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我国学生普遍的英语课程的学习更加催生了国人对西方节日的认识。其本质就是文化全球化。根据系统经济学观点，互联网的出现把人类社会驱动到了一个万国互联互通的系统时代。从信息科学来讲，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比特符号，最易于在互联网上传播和交流。各种文化的交叉融合是人类社会进入系统时代的必然结果。 有人迷信美国式的民主，认为一人一票选举总统就是最优的。其实，稍加思考就会明白，并不是每个选民都具备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总统的信息基础。在这种背景下，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虽然形式上比较诱人，其实质相当于“蒙着麻袋卖猫”。根据系统经济学观点，具体国情从根本上决定了总统所应具有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因此，为了实现真正有效的民主选举，必须加强两方面基础信息的沟通和传播：一是领导人所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信息；二是候选人实际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信息。 俄罗斯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石油价格下跌，进而导致俄罗斯卢布崩盘式暴跌。根据系统主义价值观，每个国家都是全球大系统的一个构造性元素，由此，内在的决定着每个国家都有生存的基本权利和应尽的国际义务。按照这种观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时，都有获得国际援助和支持的权利。俄罗斯危机的出现，从本质上讲，是当前大国之间博弈的结果。俄罗斯危机解决的政治途径就是通过世界大国之间的政治谈判和博弈。这就需要相关国家的政治家站在全球的高度，呼唤具有全球视野的系统思维。 顶层设计相当于基于工具理性的他组织。这是不是和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自组织政策相矛盾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利于对顶层设计的深刻理解。根据系统经济学的层级过渡理论，“不同层次的决策需要不同层次的信息基础”。这个“信息基础”客观地决定了每个层次所能做出的正确决定。例如，国家不能直接决定每个人每顿饭吃几个馒头。所以，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评虽然结论正确，但是，没有击中要点。总之，顶层设计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系统经济制度的框架内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到目前为止，互联网革命主要发生在数字领域。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将对制造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创客运动”的出现，使得每个独立的个体可以把创意直接变成产品，由此可以真正实现全民设计、全民制造，使得制造业的门槛低到几乎没有门槛。安德森将其称为新的工业革命。从系统经济学角度来看，“创客运动”的本质，就是生产的硬资源与软资源的分离性。通过互联网可以建立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直接连通，实现了创意资源的在线共享，其具体实现依赖于3D打印等数字生产工具。 【系统思维】激励思维　分享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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